材料是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必备的资料，是论述与观点的基础和来源，也是检验思想观点是否合理、准确的标准；注释则要么是补充正文的论述，要么是对观点、文献的出处进行说明，既表达对前人学术工作的尊重，也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更深入的分析问题的路标。没有一位学者会否认材料与注释在学术工作中的重要性，只是大多数研究者往往更看重自己做出的学术贡献、独特的学术观点，不会过多地在文章或著作中凸显材料与注释。因此，材料与注释一般来说只能不起眼地附在著作的后面或页面的边角处，默默地支撑着学者的整个论述，却很少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。不过，洪子诚教授的新书却以“材料与注释”作为书名，而且其中的主体部分，就是诸如1957年毛泽东在颐年堂讲话、1957年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、1966年林默涵的检讨书等当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史料，以及洪先生对这些材料所作的注释。这就使得《材料与注释》虽然不同于一般的学术著作，但其蕴含的学术价值却又无论如何也不能否认。于是，洪先生也就通过这本书的写作，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学术叙述。

一般来说，文学研究可以分为文学理论、文学批评、文学史三个领域。这些领域各自发展出一整套述学方式、学术规范、评价标准、研究传统，这整套研究范式已经发展得如此庞大，使得几乎每一位研究者都只能在满足它的基本要求的前提下，才能在此基础上做一些有个性的发挥。由此来返观洪先生的《材料与注释》，我们会发现自己遭遇到分类的困难。从表面上看，这本书当然属于文学史研究的范畴，毕竟其中所涉及的问题，如对王蒙的小说《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》的评价问题、大连会议关于中间人物问题的讨论等，都是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，特别是处理十七年文学时无法绕开的话题。如果采用常见的论文或学术著作的讨论方式，对这些话题的分析就很容易落入窠臼，成为文学史研究脉络中的一部分。然而，《材料与注释》的主体部分只是相关史料，洪先生自己的独特分析是以注释的形式出现的，这种灵活、多变的思想表达方式，往往可以绕开论文的论述规范和已有的研究范式，直接对研究者最感兴趣、最受触动的部分发表看法。例如，洪先生的注释常常会超越文学史研究的窠臼，去探讨参与文学活动的具体的人，像林默涵这类文化官员，他们在强大的政治压力面前做出的种种选择背后的心态。特别是收入《材料与注释》中的部分材料，我们能够看到洪先生的写作带有一种自我拷问的性质。也就是说，洪先生的写作一方面是对自己的反思和质疑，另一方面则是带着自己的困惑，进入到当代文学极端的历史语境中去，思考邵荃麟、林默涵、周扬、丁玲、冯雪峰这些人的所作所为以及背后的复杂心态。因此，洪先生的《材料与注释》可以说超越了传统的文学研究范式，打开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。

具体到研究方法，我觉得可以把洪先生的研究方法称作是“时间变形记”。文学史家在讨论和评价作家、作品、文学思潮、文学现象时，他们最大的优势就在于时间。因为文学史家非常清楚地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，这就可以使他相对于当事人来说，站得更高，看得更远，更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。对于当事人来说，历史的发展方向是一个未知的、充满了各种陷阱和礁石的凶险海洋。而对于文学史家来说，因为时间赋予他的优势，使得他掌握着非常详尽、清晰的海图，可以让他安全的在一定距离之外品评人物、分析事件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洪先生在《材料与注释》里显然没有利用自己在时间上的优势，站在道德高点上对当事者指手画脚。他把材料和注释放在一起，制造出一种奇妙的阅读感受。由于洪先生没有直接对材料进行评述，而是把各种材料不加判断地摆在一起，让读者去感受材料和材料之间的联系，以及材料和材料在相互拼接中产生的特殊效果。在书中，一些材料会呈现关于一件事的一种说法，而洪先生会在注释中提供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说法，或者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做出的不同讲述。此外，洪先生在写注释的时候，其语言不像一般的注释那样客观呆板，而是非常文学化的。比如，第52页的注释一开头就说“许广平那个时候可能并不这样想”，接下来继续交代十年之后许广平的看法又有何变化，最后说明周扬、冯雪峰、许广平三人在复杂多变的政治形势下的命运遭际，读来让人唏嘘。再如第123页的注释，指出周扬讲这些话的时候，肯定没有想到，他的看法在一年多之后被推翻。在这些地方，洪先生把不同的时间拼合在一起，让我们看到时间的洪流，以及时间背后隐藏的各种压力，如何深刻地改变着人的思想。于是，所谓人的整体性、思想的统一也就成了一个美好的神话。这种写作方式让时间忽前忽后，使读者在感受时间的变动时，发现人的脆弱与无奈。这样的处理时间的形式，直接让我想到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《百年孤独》的第一句话：“许多年以后，面对行刑队的时候，奥雷良诺·布恩迪亚上校一定会想起父亲带他去看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。”所以我把洪先生这种处理时间的方式，理解为“时间变形记”。